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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培育壮大更具活力的优质上市公司群体，夯实资本市场投资价值的核心载体。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需要上市公司推动公司治理从“形式完备”走向“实质有效”，尤其要强化董事会的战略监督与风险把控能力。同时，让回报政策“重诺笃行”，探索建立与经营业绩、发展阶段挂钩的可预期分红机制，传递稳健经营信号。此外，实现沟通模式从“被动回应”到“主动预期管理”的转变，既要披露经营亮点，也要坦诚说明行业周期性特征与自身发展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走出去”步伐持续提速，呈现出产品“出海”、机构布局、制度互联多线并进的蓬勃态势。例如，境内金融产品通过创新模式拓宽“出海”通道——2025年12月份，华夏基金沪深300ETF、科创50ETF等产品以存托凭证形式登陆泰国证券交易所；2025年11月份，创业板50ETF-DR实现首只中国境内ETF产品以存托凭证形式在境外上市的突破，形成覆盖亚洲、欧洲、南美洲的跨境产品网络，助力全球投资者更便捷地配置中国核心资产与科技成长标的。

　　付一夫表示，在制度层面，各国交易规则、信息披露标准、税收政策存在差异，使得境内机构跨境展业需投入大量资源适配当地监管要求，不仅推高展业成本、降低产品落地效率，部分海外市场对ETF底层资产流动性、跟踪误差的严苛要求，还与境内产品设计逻辑形成冲突，阻碍优质产品快速“出海”；在市场层面，境外投资者对A股市场及中国特色估值体系的认知存在偏差，对新能源、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逻辑理解不深，更倾向于配置传统行业标的，导致相关领域跨境产品的募资规模与交易活跃度难以匹配资产本身的投资价值。与此同时，跨境风险对冲工具在部分新兴市场的匮乏，也让汇率波动、利率差异等因素直接影响产品净值稳定性与投资者收益，成为境内产品海外拓展的潜在掣肘。

　　董忠云建议，要提升中国资本市场在全球资本配置中的话语权，除深化现有的互联互通机制外，还需强化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拓展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应用场景，推动CIPS在全球更多国家及地区落地，特别是在能源、原材料等大宗商品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投融资和储备货币的功能。同时，推动人民币资产国际化，大力推动国债、政策性金融债等高信用等级债券纳入国际主流债券指数，吸引更多被动资金配置。此外，支持境内优质企业境外上市、发行熊猫债等多元化方式融资，助力全球投资者能更便捷地投资中国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