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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被告人李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在北京市顺义区等地办理了1张电线张银行卡、U盾并出售给他人，获利人民币2000元。经核实，现有10名电信诈骗被害人在全国各地向被告人李某出售的银行卡转入被诈骗钱款共计人民币56万余元。鉴于被告人李某系自首，已退缴违法所得，且自愿认罪认罚，故依法对其从轻处罚并宣告缓刑，判决被告人李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千元。

　　很多帮信罪被告人仅仅是为赚取零花钱，在明知他人收购信用卡可能用于从事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依然办理多张银行卡及关联工具交付他人，虽不明知他人利用银行卡从事具体哪一项犯罪活动，但对他人将使用银行卡“做坏事”有明确的认识，而这样“心存侥幸”的概括性认知就已经能够达到帮信罪的主观认定标准。因此，并非需要实际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等具体犯罪行为才构成犯罪，卡同样具有刑事可罚性。为了些许的微薄利益而遭受刑事处罚，实非明智之举。

　　2020年5月至8月间，被告人关某在桂某履行管理职责期间，明知APP可能被用于违法犯罪行为，依然利用该平台多次为他人封装构建应用名均为“XX财富管理”的APP。后他人利用关某封装的上述APP，对位于北京市顺义区的郭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致其损失人民币233万元。鉴于关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最终判决被告人关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被告人桂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电信诈骗犯罪分子通过手机APP骗取被害人财物，为逃避监管及审核，此类APP的封装、签名认证过程均通过违法途径完成。因此，从事APP封装、签名认证的从业人员，需在自身具备合法资质的情况下，严格把关，杜绝打“擦边球”，否则将由于为犯罪行为提供技术支持而涉嫌“帮信罪”。对于手机用户来说，一旦遇到非正规商城上架，需要单独下载才能使用的、制作简陋的、失效快且需要长期重新下载的APP，需引起高度警惕，避免手机中毒、信息泄露、上当受骗等不利后果。

　　在某手机店内，被告人李某授意被告人赵某，在为张某开通手机卡及解决网速问题过程中，以“需要重复刷脸”“没有识别成功”等借口，在张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多次进行人脸识别并冒用其签名，以张某名义开通手机卡4张，后由李某变卖他人获利。其中两张手机卡被他人利用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8起，骗取人民币共计51万余元。鉴于被告人李某、赵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相关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认罚，最终判决被告人李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赵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